文｜郑文革

（本文刊载于《中国运用法学》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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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人工智能的类人属性引发了人们对其主体性问题的思考，哲学和传统法学上的主体性紧张以自由意志为支撑，目前人工智能远未达到自由意志的程度。
当下人工智能法律主体的建构应环绕强人工智能进行，其主体性的实质是任务，须要为人工智能构建一种以任务承担为根本的分外财产性法律主体。
当人工智能因不可归责于他人的行为造成危害或侵害时，须要承担相应的民事或刑事任务，如果有第三方行为参与作为共同缘故原由力，则与人工智能一起共同承担任务。
为落实任务承担，须要为人工智能建立分外的财产制度，人工智能逼迫保险、雇员薪资、储备基金、图灵注册等办法可作为财产来源，行为监视、算法修正、数据删除、物理销毁等可作为赞助的任务承担办法。

关键词：人工智能 法律主体 法律任务 财产制度

文 章 目 录

一、主体性的观点

二、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可能性

三、人工智能法律主体问题的核心

四、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建构的详细路径

结语

01

主体性的观点

主体性的观点是二元论天下不雅观的产物。
在古代哲学中，由于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欠缺，人对自然充满敬畏，万物有灵，主体的观点并不是特指人类。
自康德始，欧陆哲学的主体性常日与人的自由意志和理性紧密干系，康德哲学中的“人为自然立法”，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原则。
康德“主体性”原则的确立反响了人的自我意识觉醒在文艺复兴往后所达到的最高程度。
自我意识觉醒，人才会以理性的尺度对现实工具展开批驳，去创造新天下。
哲学上的主体性紧张源自于人的自我意识和主不雅观能动性，表示了人作为主体的自为、自觉和自由。

法律主体是指在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或负有责任的人，常日又称为权利主体和责任主体。
法学上的主体性以哲学上的主体性为根本，因此主不雅观意思在法律关系中具有决定性浸染，民法便是建立在主不雅观意思表示的根本之上。
法律主体的制度建构一样平常有自由意志和任务承担两个层面的考量，自由意志紧张用于论证自然人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从哲学的主体到法学的主体再到详细法律中对法律主体的规定，自由意志都是主体的核心要素，自由意志意味着法律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思选择自己的行为，目前绝大多数法律主体都可以知足这一哀求。
任务承担紧张用于论证法人或单位等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法人的涌现实在是为理解决有限任务的问题，法人的主体地位则是民事法律任务承担的分外制度建构，团体人格是用作区分团体有无民法上独立财产主体地位的纯法律技能工具，既无社会政治性，亦无伦理性。
我国刑法目前对单位犯罪主体的认定更多的是基于功利主义的理论根本且受到刑事政策的影响，法人犯罪的刑事任务理论依据便是新派刑法理论的“以人的自由意志为根本的刑法是完备缺点的，刑法的任务在于保卫社会，为了防止犯罪对社会的侵害，应该充足社会政策”。
可见，我国设定单位犯罪的初衷亦是任务承担。
据此，自然人法律主体兼具身份性和财产性，既有自由意志的一壁，也有任务承担的一壁，而非自然人法律主体仅因此任务承担为根本的财产性法律主体，没故意志和伦理的属性。
故而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具有财产方面的意思能力和任务能力，但不具有人身性人格，其自主行为背后表示的也是多方主体的意志，以财产性人格的进路将其拟制为电子法人，既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02

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可能性

法律上的主体性自始便是一种制度安排与设计，自然人并非一贯当然为法律主体，古罗马法就曾经将奴隶打消在法律主体的范围之外，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可以自由奴役、买卖、惩办，是法律关系的客体，无法享有罗马人的法律主体地位。
古罗马法有所谓“人格减等（人格变更）”制度，完全的人格权包括自由权、市民权和家长权，损失自由权沦为奴隶者，为人格大减等，损失罗马市民权而成为拉丁人或外国人者，为人格中减等，损失家长权而成为普通家庭成员者，为人格小减等。
此外，瑞士1992年《宪法》认为动物为“存在体”，苏黎世地方法律规定受虐的动物存在拥有状师的权利，从9世纪到19世纪的西欧，有超过200个记录在案的动物被审判的案例。
2014年新西兰北岛霍克湾地区的尤瑞瓦拉（Te-Urewera）国家公园获准为法人，2017年新西兰国会又授予具有分外民族崇奉地位的旺格努伊河（Whanganui River）以法律人格，西方法制史上也曾多次涌现过将河流等无生命主体作为法律主体对待的环境。
纵不雅观人类的法律历史，自然人从来就不是法律主体的充要条件，当代法律上自然人也并不是唯一的主体，法人作为一种法律拟制，同样可以具有法律主体地位，其意思能力则由干系的自然人补足。

因此，成为法律主体的考量成分不仅限于自由意志或自然人，法律主体的范围是开放的，是由社会发展的须要而决定的。
故而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革命也可考试测验在法理学上纳入法律位格的拟制传统，根据物种位阶的规范主义态度，当代法人制度通过“位格加等”把人为设置的团体组织提升到具有一定法律位格的地位。
“智能机器人”观点是对“智人”观点的模拟和拟制，人工智能观点是通过“位格加等”把机器人提升到自然人的法律位格。
无论是从法律史的梳理，还是从当前法律规范的稽核，抑或是法学理论的剖析，人工智能成为法律主体均有其可能性。
诚如马克思所言：“社会不因此法律为根本的，那是法学家的抱负。
相反地，法律该当以社会为根本。
”人工智能有无必要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取决于社会生活的须要，而不是囿于传统的法律主体剖断规则。

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地位更多是一种法律决议确定，而且是我们终极必须作出的决议确定 ，换言之，即目前是否有授予人工智能主体地位的必要。
人工智能主体地位的必要性，可以从反面进行考量，即如果法律上不给予人工智能主体地位会给法律的理论和实践带来什么样的问题。
由于目前人工智能不具有自由意志，故而核心的问题便是任务承担，即人工智能的任务风险，目前人工智能造成的危害已习认为常，国内外人工智能造成人类侵害的***时常见诸报端。
人工智能所造成的任务风险会给传统的法律任务理论带来困境，在以差错任务为主的侵权法领域以及主客不雅观相结合的犯罪领域，当人工智能由于自己的缘故原由造成危害，由于无法以存在差错对干系的传统法律主体进行追责，传统的法律任务理论在处理人工智能干系任务时显得捉襟见肘，承认人工智能具有某种程度的法律地位则是处理类似问题的较优路径，这一法律决议确定随着人工智能法律实践的不断深入而愈显主要且必要。

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调节的办法便是基于法理和社会现实的各种法律制度设计，当新兴的事物不但在法理上知足了理论论证的哀求，同样在现实中产生了急迫的待决问题，新的制度化设计也将有负责思考的必要性。
承认公司的法人地位会带来经济效益，承认河流、公园等自然物为法律主体具有很大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意义，同样地，授予机器人以法律人格是减少与其有关的违法和不道德行为的一个良好办理方案。
承认人工智能的主体地位不但会延展法律的主系统编制度设计内涵，而且会妥善办理在各种社会生活场景中产生的各种道德问题和法律问题。
因此，没有先验情由不给予真正自主的机器某种正式的法律地位，使它们像公司和某些相信机构一样成为法律上的“人”并可以参加诉讼。

03

人工智能法律主体问题的核心

在授予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时，应该知足法律主体的一些基本哀求，并兼顾社会实践的须要。
人工智能的主体性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便是自由意志，如果产生了自由意志，那么主体性的问题将迎刃而解。
在人工智能自由意志的产生尚需韶光的情形下，主体性的考虑必须以功能论为根本，即人工智能可能在主体功能领域发挥多大的浸染，这是人工智能主体设计的最直接参考。
人工智能主体功能的发挥紧张表示于其在法律任务漏洞补充上相较于传统法律任务理论的巨大上风，因而可以说，人工智能法律主体问题的实质和核心实在紧张是法律任务承担的问题，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种困境尤其是法律任务漏洞终极基本都可以通过任务分配得到办理。

纵不雅观人类的法律制度，法律主体的内涵一贯是开放的，法律主体经历了从自由人到自然人再到自然人与拟制人并存的发展过程，每一步的变革都与社会变迁息息相关，也和任务承担密不可分，尤其是法人的主体地位则是直接基于有限任务的制度设计。
法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因此任务承担为根本的一种社会规范建构，法律的绝大部分规范和制度设计都是通过任务承担来终极落实的。
在全体社会关系体系中，任务的基本代价趋向也在于对自由的保障。
没有法律任务作为末了一道防线的保障，权利被陵犯、责任不履行没有相应的法律后果，那么法律终极也不过是一纸空文。
任务的观点在法律理论中的主要性一贯被忽略，有学者认为，在“权利本位论”逐渐暴露出自身理论毛病、日益难以应对社会乱象的本日，倡导一种以有限政府理念为根本的“任务本位论”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法律理论。
因此，以任务承担为根本授予人工智能以法律主体地位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其支撑。

04

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建构的详细路径

（一）授予强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

人工智能是对人类智能的模拟，根据其模拟的程度，可以大体将人工智能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弱人工智能，在这一阶段人工智能并未靠近或达到人类的智能，只能够在某一方面做到很好，例如下围棋、语音识别等，除了这些特定领域，人工智能则无能为力。
由于这一阶段的人工智能并没有自己的意识，它只是机器地重复人们之前做过的事情，可以闇练做到之古人类所做的事情，但是这种重复是单一的无意识重复，这种闇练也是某一领域机器重复的结果，闇练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欠缺，以是实质上来说这一阶段的人工智能跟真正的智能还有很大的差异。
可以说，目前绝大多数的人工智能都处于这一阶段。
第二层次是强人工智能（又称通用人工智能），在这一阶段人工智能已经靠近人类智能，能够在很多方面闇练从事原来由人类从事的事情，强人工智能通过深度学习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思考，能够在各种常见领域根据详细环境供应当下问题的办理方案。
只管如此，强人工智能仍旧是对人类智能的深度学习，建立在对人类智能的深刻学习理解和高度模拟的根本上，缺少自主意识。
这个阶段的人工智能不善于处理抽象问题、理解意义、举一反三以及处理完备非构造化或开放式的任务。
第三层次是超人工智能，这一阶段的人工智能发生了质变，一些未来学家预测的“奇点”已经来到，人工智能机器转变成为有自主意识的能够独立行为的机器人。
此时的人工智能机器不仅拥有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且在智能的各方面都将超越人类，当然这一阶段是一个猜想的阶段，它的到来可能须要一定的韶光，也可能永久都不会到来。

在弱人工智能阶段，人工智能仍旧处于低级的工具性阶段，自由意志的缺位和社会功能的单一化导致了法理上主体理论根本的不敷，此阶段的人工智能只是单功能智能体，并不具有法律主体资格认定的形式要件，因而不能认定其法律主体地位。
在强人工智能阶段，全面模拟人类智能行为的外在特色使得其具有了法律资格认定的形式根本，如果因此发挥了某一特定社会功能，深入地参与了社会关系中，那么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承认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地位。
有学者总结了强人工智能的五个特色：（1）互换，被认为是定义智能实体最主要的属性；（2）内部知识，指的是实体对付自身的知识，这和自我意识相似；（3）外部知识，是指关于外部天下和事实原形的事实数据；（4）目标驱动的行为，标志着随意或任意行为和故意行为之间的差异；（5）创造力，包括创造新的理解办法或行为办法。
强人工智能由于具备以上五个特色，可以进行以前的程序所不能的、自主性的、创造性的判断和行动，人们很难掌握AI会如何进行自主性地、创造性地判断，并作出若何的行为。
AI的这种特性，导致其蕴含着产生事件的危险性，失落去了可预见性，催生了任务的空缺，即在利用AI的情形下，原告难以举证，使得过失落和因果关系缺位，因此催生了法律层面上不存在任务者的问题。
还有学者总结了机器人的三个特色，即机器人是互动的、自治的、适应性强，因此会对法律主体资格和法律任务问题产生影响。
因此，人工智能主体地位的建构应环绕强人工智能体设计一套以任务承担为核心的法律主系统编制度。

（二）人工智能是分外类型的法律主体

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在法学理论界一贯处于争议之中，紧张有否定说和肯定说两种不雅观点。
否定说一样平常认为，人工智能并没有特殊之处，只能被作为法律上的客体对待。
人工智能不具备生理认知意义上的意志，它自身并非是一种目的性存在物，且不具有自律性，人工智能无法承载法。
人工智能超强的智能蕴含巨大的风险，必须处于人类的支配和掌握之下，只能是法律关系客体而非主体。
鉴于人工智能的智能性和自主性，可以将高度智能化的人工智能作为客体中的分外物，予以分外的法律规制。
有学者指出当古人工智能法学研究涌现了违反人类智力知识的反智化征象。
观点附会征象严重，不少成果只是基于“AI+法律”的任意性组合，“泛人工智能化”研究正在产生大量学术泡沫，个中人工智能法律人格问题是个彻底的伪问题，没有任何法制建构和法学研究上的借鉴性。
针对否定说的批评，有持肯定说的学者乃至专门撰文回应，并称之为“伪批驳”，认为在人工智能时期的刑法学研究中存在不同不雅观点和争议完备正常不敷为怪。
对人工智能刑法学磋商研究的条件应是对所涉工具、古人成果及干系观点全面理解，理性、客不雅观地提出自己的见地，论述应实现逻辑自洽、自作掩饰并言之成理。
不应开展“为批驳而批驳”的“伪批驳”。
“伪批驳”紧张包括稠浊观点型、移花接木型和自相抵牾型三种类型。
肯定说一样平常赞许在法律上授予人工智能主体地位，但是为人工智能建构何种类型的法律主体则有不同的见地。
总体来说，目前理论界存在电子人格说、代理说、有限主体说等不雅观点。
电子人格说是欧盟的建议，2016年，欧洲议会向欧盟委员会提出报告，哀求制订民事规范来限定机器人的生产和市场流利，个中第50条的（f）项建议：从长远来看，要创设机器人的分外法律地位，以确保至少最繁芜的自动化机器人可以被确认为享有电子人（electronic persons）的法律地位，有任务填补自己所造成的任何危害，并且可能在机器人作出自主决策或以其他办法与第三人独立交往的案件中适用电子人格（electronic personality）。
代理说认为，人工智能是人类的电子代理人，人工智能的意识表示被视为与之干系联的人类的意识表示，人工智能的行为由作为被代理人的人类来承担终极任务，乃至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是研发者、制造者和利用者的法律行为。
有限主体说认为，该当授予人工智能某种分外的法律地位，例如美国学者瑞恩·卡洛建议创建一个“介于人与物之间的新类型的法律主体”，授予人工智能“中间法律地位”，使之具有部分权利能力，即根据某些领域的法律可能具有权利能力，但在同一韶光若依据其他领域的法律，也可能不具备权利能力。
此外，还有主见授予人工智能类似自然人的完备法律主体地位和类似法人的拟制法律主体地位。

既然作出授予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决议确定，否定说的不雅观点自然不可采，比拟肯定说的几种不雅观点，完备主体说、拟制主体说和代理说的说服力相对较弱，电子人格说和有限主体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人工智能的主体地位应该以二说为根本进行建构。
现在已经很清楚，为了民事任务的目的，承认机器人为法人不是一个哲学问题，不可以通过检讨数字设备的特色并讯问它是否与人类足够相似来回答这个问题。
相反，承认机器人可以承担任务须要一个符合侵权法一样平常原则和目标的功能性阐明，即补偿和威慑。
人工智能不同于自然人，其主体性不应包含伦理身分，当前有关人工智能伦理性的磋商多属理论设想，不应作为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设定的考量成分，故而有关人身性子的主体性不可授予强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建构该当立足于财产任务的承担。
人工智能也不同于法人，法人的意思和行为终极都须要相应的自然人来完成，通过法律的拟制把自然人的这种意思和行为转化为法人本身的意思和行为，这种意思和行为都是独立的和完全的，因而法人的法律任务具有独立性和完全性。
而人工智能仅具有一定的意思能力和行为能力，可以作出一定的自主性行为，人工智能的法律任务相应地也不具有独立性和完全性，即某些情形下人工智能不具有独立承担所有法律任务的能力。
总之，人工智能是一种既不同于自然人也不同于法人的分外类型法律主体，这一类型法律主体没有伦理属性，紧张承担财产性法律任务，并且其承担的财产性法律任务是有限定的。

（三）人工智能承担法律任务的条件

法律任务的承担常日哀求任务者存在差错，在法律有特殊规定的情形下，任务者无差错也须要承担任务，即差错任务和无差错任务。
差错的存在与否是一种主不雅观状态的判断，条件是被判断者具有差错能力，即意识到自己负有某种把稳责任并决定是否履行这种把稳责任的能力。
当前谈论的人工智能并不具有自由意志，无人知道所谓“奇点”何韶光降，是否会来临， 人工智能现阶段很难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意义，不具故意识上的自觉也就不具有差错能力，因此人工智能的任务无法用常日的差错任务或无差错任务进行表述，人工智能法律任务的性子是一种法定的严格任务，即由法律明确规定人工智能在某种条件知足时必须承担特定的法律任务。
换言之，机器人和其他人工智能体将对它们所造成的侵害或危害负严格任务，以此作为应对其行为日益不可预测的一种办法。

人工智能承担法律任务须要知足特定的条件，当存在设计毛病、制造瑕疵、解释指示或警告不充分的时候，人工智能的设计者、制造者、发卖者须要对人工智能的行为承担任务，当人工智能处于利用者的监控之下时，利用者须要对人工智能的行为卖力。
只有在以下情形发生时，人工智能才可能对其行为承担任务：（1）人工智能造成危害或侵害；（2）造成危害或侵害的所有任务都不能归责于一群人或分配链中的某一人。
有时候，当这些情形发生时，人工智能的行为完备按照预期进行，但是仍会造成危害，也该当承担任务。
总而言之，当人工智能造成的危害完备不可追溯且不可归属于他人之时须要独立承担法律任务，人工智能承担法律任务是果，其不可归责于他人的“自主”行为造成危害或侵害是因。

（四）人工智能法律任务的类型

法律中最常见责任类型是民事任务和刑事任务，民事任务紧张有侵权、违约两种，刑事任务则由犯罪产生。
人工智能能否成为犯罪主体进而承担刑事任务一贯存在辩论，否定说认为人工智能实质上是人类赞助工具，不具有法律上的人格属性，其行为不论是依照预先设定的程序运行还是分开程序设计的自主运行，都欠缺法规范屈服能力的意志性，纵然客不雅观上造成法益侵害后果，同样不具有刑法上的可归责性。
肯定说认为，从刑法上的行为理论来看，应该认为具备足够决策能力的人工智能可以履行刑法意义上的行为。
当代罪过理论由于逐渐开始排斥“自由意志”这样的玄学观点，因而完备可以容纳人工智能的罪过。
当智能机器人在程序设计和体例范围外履行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时，智能机器人具有辨认能力和掌握能力，因而具有刑事任务能力，应该独立承担刑事任务。
人工智能在人类活动中扮演越来越主要的角色，就像公司一样，对公司和人工智能施加刑事任务的理念之间没有本色性的法律差异。
刑法的功能已不纯挚是惩罚犯罪人，改造犯罪人、补偿受害人已逐渐成为刑法的主要目的，人工智能犯罪问题则完备契合刑法的这一理念转变，关注的不再是对人工智能的惩罚，不再考虑人工智能是否具有可刑罚性这样的抽象问题，而是看重对被侵害者的补偿，侧重于剖析人工智能这一财产性主体如何最大程度地通过财产填补受害者的丢失。
因此，人工智能承担刑事任务符合未来刑法的发展趋势，如何进行财产制度设计保障补偿功能的实现是须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在民事领域，人工智能造成的危害常日会被归责于其设计者、生产者、发卖者或利用者等。
例如，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产品不宜成为独立的任务主体，须要建立专门的伦理准则、登记公示制度与召回处置机制，确立生产者、发卖者与利用者之间差异化的归责原则。
然而人工智能不同于一样平常的产品，具有一定的自我行为能力，如果危害行为完备是在人工智能程序设定之外自主产生，这样的程序生手动具有很强的不可预见性，让上述主体承担这一风险极大的任务有失落公允，由于举证困难的问题很多时候受害者难以得到有效赔偿，而且会在某种程度上降落人们研发人工智能的激情亲切，阻碍科技进步。
乃至有不雅观点认为，分布式人工智能的特点会导致因果关系的失落效，进而使得传统侵权制度很难处理涉人工智能案件。
只管如此，以侵权和违约为主体的民事任务大多是财产任务，与人工智能作为财产性任务主体具有内在同等性，人工智能作为民事任务主体可以有效化解干系主体可能承担的任务风险，稳定社会关系，同时可以通过干系财产制度设计使危害得到及时有效赔偿。

（五）人工智能法律任务的详细承担

1.任务承担模式

人工智能承担法律任务可以有两种模式，即共同任务模式和独立任务模式，前者由人工智能和干系任务人共担任务，后者由人工智能独立承担任务。
以刑事任务为例，有学者认为，当强人工智能产品履行了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时，除了深究强人工智能产品的刑事任务外，负有预见责任和监督责任的设计者或利用者也有被深究刑事任务的可能。
如果强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者或利用者既不可能预见危害结果的产生，也确实履行了监督责任，那么其可能不须要承担刑事任务，此为意外事宜或由强人工智能产品独立承担刑事任务。
在民事领域，当人工智能完备自主独立为危害行为时承担独立任务，当第三方故意识的行为参与，与人工智能的行为共同作为危害的缘故原由力时，人工智能与第三方任务者承担共同任务。
总结来说，当人工智能造成危害且无法关联于其他职员时，由人工智能作为法律主体承担独立任务；当人工智能行为与其他职员行为干系联并共同造成危害时，由人工智能与干系任务主体承担共同任务。

2.任务承担办法

人工智能作为财产性法律主体，财产是其承担法律任务的根本，必须为其建立独立的财产制度。
至少，Al系统必须能够直接（作为一家公司）或间接（假设Al系统的容许方或被容许方代表Al系统行事）持有资产。
除非原告能够逼迫实行一项成功的讯断，以得到对所遭受丢失的补偿，而且这种补偿常日是经济上的，否则付与人工智能法律人格的目的就会自始落空。
在详细系编制度设计上，通过建立逼迫保险制度，每个具有人工智能功能的机器都须要买保险，以形成潜在的资金池，便于支付赔偿金。
通过建立储备基金系统，人工智能作为一个整体会拥有一个独立单一的资金池，以备在承担赔偿任务时利用。
乃至可以考虑建立人工智能雇员薪资制度或者税收制度，由干系主体对参与劳动的人工智能支付报酬或缴纳税金，并将此报酬或税金统一转付到相应的人工智能薪资税收资金池。
还有学者希望建立一种图灵注册认证制度，让人工智能进行图灵注册认证，由人工智能的开拓者根据其开拓的人工智能特性支付相应的用度，认证机构评测其风险性并插入唯一的加密认证，人们只利用经由认证的人工智能，认证的人工智能也只和其他认证的人工智能沟通互换，当涌现危害涉及认证的人工智能时，不考虑因果和差错，注册机构都将进行赔偿，图灵注册认证制度供应了一种以技能应对技能带来的困境的可能性。

在知识产权领域，对付能够独立进行创作的人工智能，可以授予其财产性作者地位，同时对其知识产权作一定的韶光限定，以获取知识产权财产收益扩大人工智能赔偿资金的来源。
与此同时建立人工智能与特定法律主体共担任务的制度，让人工智能与其设计者、制造者、发卖者、利用者或者其他干系行为人等共担任务。
拥有了财产的人工智能便有了源头活水，在人工智能违法犯罪产生危害时，可以通过自己的财产承担法律任务。
其余，一旦机器人技能的设计、发卖或供应被认为是非法的，还可以采纳以下方法：监视和修正（“掩护”），撤除网络空间中不连贯的身分，网络空间消灭（无备份删除）。
在刑事犯罪领域，在财产赔偿外，有学者认为针对人工智能产品的犯罪，有必要在刑法中增设删除数据、修处死式、永久销毁等刑罚种类。
此外，还可以通过算法公开、谨严监管等办法，让算法决策系统反响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所器重的代价不雅观， 从源头上避免人工智能任务的产生。

05

结 语

人工智能的发展让人们产生了主体性忧思，哲学上侧重于从主客不雅观二分的角度理解主体性，核心是自由意志和主不雅观能动性，法学的主体性以哲学的主体性为根本，以意志自由为核心建构法律主系统编制度的框架，同时兼顾法律资格和主体功能的考量。
人工智能的主体地位问题产生于其类人智能的根本属性，加之其在社会生活中的浸染以及对既有伦理的可能冲击，使得承认人工智能的主体地位既有理论的依据更兼具现实的意义。
然而人工智能的发展存在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完备具有自由意志的超人工智能产生之前，承认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地位应该保持谨慎的态度，对付弱人工智能应该作为法律客体更加得当，强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建构应以办理现实中涌现的任务问题为依归。
就当下而言，所谓人工智能主体问题可以转化为人工智能的法律任务承担问题，而这种任务紧张是财产性任务，只要为人工智能建构独立的财产制度，承认其分外的财产性法律主体地位，这些问题便可迎刃而解。